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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方周末采访北京仁人德赛所李法宝主任的文章

【任重远、刘俊:为“虎”辩护】

2015-05-08 法律读品 法律读品
编者按
 
十八大之后落马的省部级以上高官已经破百,请不请律师,请什么样的律师,律师能做什么,不能做什么——为“虎”辩护,有特别的道道。
 
我们采访了曾经代理陈良宇案、薄熙来案等高官案件的律师,核心议题是:律师能否真正独立行使辩护权。
 
 
受访律师及其高官案件
 
 
田文昌全国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
李嘉廷案
 
 
高子程:北京市律师协会会长
陈良宇案、黄松有案
 
 
王兆峰: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
薄熙来案、蔡荣生案
 
 
钱列阳:“京城四少”之一
刘志军案、王武龙案
 
 
李法宝: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
刘铁男案、蒋洁敏案
 
 
许兰亭:“京城四少”之一
王素毅案、田凤山案、杜世成案
 
 
张青松:“京城四少”之一
宋勇案
 
 
朱明勇:北京中关律师事务所律师
周文斌案、张氏叔侄案
 
 
周泽: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
 
自己不委托,而接受指定律师,这种现象非常普遍。有的官员甚至自己从“里面”递出话,把家属请好的律师给“解雇”了。
 
代理刘志军案,律师钱列阳和助理共拿到了两千块钱。一些律师更喜欢为被高官牵连的商人辩护,有的案子收入上百万。
 
官员贿赂案件,大部分时候,都是侦查基本结束的时候让见一次,这时马上就审查起诉了。
 
最常见的辩护方式是:官员认罪或部分认罪,希望通过一个好的态度,获得法庭的宽大;至于辩解的部分,都交给律师来做。
 
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,律师独立行使辩护权,正是“法治化反腐”的必然选择。
 
来源:法租界(微信号:nfzmfz)首发
原载2015年5月7日《南方周末》 题《为“虎”辩护》
记者 / 任重远 刘俊 编辑 / 苏永通 图 / 张涛 表 / 农健
2015年春节刚过,刘铁男的家人到李法宝的办公室给他拜年。家人说,这是刘铁男的意思,一定要感谢李律师的帮助。
 
一审被判无期后,刘铁男不上诉。李法宝的事儿还没完。
 
2015年4月,某媒体爆出刘铁男涉案24亿。但判决书只认定3000多万。刘铁男的家人想请李法宝起诉这家媒体。李认为不妥:事情已经翻过一页,刘本人应该也不想再起波澜。后来有记者跟李法宝求证,他辟了谣,此事才算了结。
 
出身最高检察院的李法宝极少接受媒体采访。在过去,低调是大多数“贪官”辩护律师的共同标签。
 
随着十八大后各种“老虎”的接连落马,这个圈子也逐渐热闹了起来——为他们辩护的,除了昔日京城几大“名辩”,更多的律师也纷纷加入。
 
截至南方周末记者发稿,这一轮落马的省部级以上官员(含军级以上军官)已过百。
 
请不请律师,请什么样的律师,律师能做什么,不能做什么——为“虎”辩护,有特别的道道。
 
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,律师独立行使辩护权,正是“法治化反腐”的必然选择。
 
1
高官的“抉择”:多接受指定
在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案之后,李法宝又代理了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案。这两名原部级官员开始都没请律师,李法宝作为指定的法律援助律师去会见后,重新办的委托手续。人没换,但性质变了,不算法律援助,可以收律师费。
 
自己不委托,而接受指定的律师,这在落马高官中非常普遍。比如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,原内蒙古自治区区委常委、统战部长王素毅等。
 
有的官员称,相信组织和司法,甚至自己从“里面”递出话,把家属请好的律师给“解雇”了;
 
有的官员则认为,请律师没用,家里直接搜出好多现金,案情太清楚,请律师意义不大,又花钱,还不如接受法院指定的律师,争取个好的认罪态度。
 
北京律师张青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2011年他被指定为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勇辩护时,会见时被问到的第一句话就是,你是怎么来的。说自己不要律师。
 
张青松告诉他,他的案子可能被判死刑,法律规定必须得有律师,宋勇才接受。
 
“后来到了法庭上,我辩护说他基本都是被动受贿,相对于主动索贿,主观恶性较小,有酌定从轻的理由。结果宋勇自己说‘不是,我主观恶性极大!’你说这还怎么辩?”
 
蒋洁敏的儿子和秘书被抓时,家属也曾找到张青松的律所。签了合同,付了钱,后来都解除了委托。
 
“当时案子办了有半年,申请会见一直见不上。他们家属考虑来考虑去,最后还是解除了。”张青松说。
 
张青松认为,自双规起,纪委、检察院和法院都会在讯问中向他们解释法律,高官们大多受过良好教育,有一定的认知和判断能力。经过这些解释后,往往会产生对组织的高度信任,对自己的问题认识清醒。
 
但在全国律协刑委会主任田文昌律师看来,有的高官其实是不相信法律,这非常可悲。“请律师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。”
 
几位曾为高官辩护的律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决定自己请律师的官员,大多认为办案机关的指控有问题,除了自己熟悉、认可的律师以外,基本很少选择当地律师,都要找全国有名的大律师。
 
比如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良宇和薄熙来,都是自己委托的律师。从结果上看,也起到了一定作用。陈良宇被指控的三个罪名,法院最终只认定了两个;法院认定薄熙来的受贿金额,也比指控的少了一百多万。
 
“这说明法院还是实事求是的。”薄熙来的辩护律师王兆峰说。
 
2
律师的“口味”:有的钱多也不接,有的钱少也想接
对于官员和家属来说,委托律师辩护不是个容易的决定。同样,律师们接这类案子时也会仔细考虑。
 
有人喜欢接指定辩护的,有人喜欢接委托辩护的,每个人风格不同。要看案子的影响力大小,有没有辩护的空间,也要看钱是不是合适。
 
刘志军案原本是委托辩护。家属找到了曾为陈良宇、最高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等人辩护过的律师高子程。后来,高子程自己选择了退出。
 
“当时都传刘志军涉案几十个亿,那样的话肯定死定了。我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满足家属保命的期待,就退了。结果都是瞎传,后来起诉的才6000万。”高子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 
蒋洁敏案原本也不是指定辩护,找了高子程,但后来也是解除了委托。
 
多位曾为高官辩护的律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这类案子大多比较敏感,并不好做,有时还会因为一些意外的压力导致没法接。
 
例如一位著名律师曾接了某高官之子的案子,后来也是退出。他给出的解释是,因为该高官和他所在律所主任的父亲曾在同一中央机关工作,“主任说你还是别接了,别回头被人怀疑我们家跟他有牵连——你儿子律所的律师为他儿子辩护。”
 
与外界想象的不同,律师们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这类案子并不赚钱。
 
“之前可能有钱,一被查财产都被查封扣押了,就没钱了。就算家里有的,也会注意影响,不敢多给。本来就说你贪,律师费再付得特别多,不更被怀疑嘛。”原山东省委副书记、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的辩护律师许兰亭说。
 
律师朱明勇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:有的厅官家属找到他时,连几万块的代理费都问他能不能再优惠点。
 
有的案子比较复杂,牵扯精力太多,收费又高不了,算下性价比,就更划不来。
 
刘铁男的卷宗有上百本,律师李法宝说,如果把看卷宗的时间用来接其他案子,从收入角度来说肯定要挣得多。
 
王兆峰提到,为了薄熙来案,他整整半年就没办别的案子,“以后再也不干了。也是正常收费,一点儿没多要。(对开拓案源)帮助也不是很大,以前案子就多得做不过来。”
 
如果是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,因为属于法律援助,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像刘志军案,钱列阳最后总共拿到了两千块钱,这还包括了他助理的费用。
 
张青松更直接表示,不喜欢接高官的案子,“他们交不起律师费啊。我们更愿意接的,是高官带出来的那些老板的案子,他们有钱。这是一个纯商业概念,出名虽然好,但先得生存。”
 
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,这些著名律师为落马官员牵连出的商人辩护,有的案件可以收入一两百万,至于官员自己的律师费,“五万也有,十万也有,最多的也就几十万”。
 
喜欢接高官案子的律师同样很多。就算钱少也愿意接。
 
在北京律师许兰亭看来,为高官辩护也是见证历史的一部分。每个高官背后的事都很复杂,丰富的卷宗材料,帮助他们对社会、法律领域更深层的一些东西有所了解和思考。
 
十八大之后落马的省部级官员,第一个受审的原内蒙古自治区区委常委王素毅,指定的辩护律师就是许兰亭。加上之前被查、十八大后开庭的吉林市原副省长田学仁,许兰亭累计接的省部级官员案件已经多达八个。
 
尽管刘铁男和蒋洁敏的案子开始都属于法律援助,当司法机关找到李法宝时,他没有丝毫犹豫就接了。在他看来,作为律师不能以收入来衡量他的社会价值,大案子也是对律师的锻炼,对于分析能力和把控能力也是一种挑战。
 
3
律师与高官:有信任,才能有配合
无论是来自官员或家属委托,还是法院的指定,律师们为官员辩护,首先都要取得他们的信任。
 
律师首先要让官员相信,他们的工作确实是为了被告人权益,不是为了自己出名或配合办案机关定罪;此外,还要让他们相信法律——辩护不仅是被允许的,也是有用的。很多时候,后者还要更困难。
 
李法宝第一次去秦城见刘铁男,就获得对方的认可,还要李法宝以后有空就去找他聊聊。他们什么都聊,聊案情,聊能源战略。
 
刘铁男的落马,导火索来自媒体人的举报,李法宝回忆,对于后来通过国家能源局官方高调辟谣,刘感到有点后悔。最后举报内容没出现在案卷中。不过,因为举报,反而查出了其他的问题。
 
刘志军的态度一开始就很消极。钱列阳接受指定任务后,前期很重要的一项工作,就是和他反复沟通,辩护可以在哪个层面展开。
 
最后获得刘的授权是,检察院指控的事实,刘志军都认;至于法律上应该怎么定性,律师可以辩。刘志军还提出,自己身体不好,希望开庭时能够加快进度。
 
结果那天的庭审只用了三个半小时,就结束了。一些律师批评钱列阳,让他感到非常委屈,“在不能动事实,单腿蹦的情况下,我觉得我在技术上已经做到了最好。你现在让我重来一次,我也想不到更好的辩护方式。”
 
在省部级以上高官的案件中,最常见的辩护方式是:官员认罪或部分认罪,希望通过一个好的态度,获得法庭的宽大;至于辩解的部分,都交给律师来做。
 
于是人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场面:在法庭上,昔日的高官主动服判、忏悔,甚至痛哭流涕。据南方周末记者初步统计,十八大之后落马并已受审的11位省部级官员中,只有陈柏槐一人当庭翻供。
 
像薄熙来这样竭力为自己辩护的非常少见。借着微博的全程直播,公众看到薄熙来和律师如何辩护。此案的审理过程,也被视为中国法院充分保障被告人辩护权和司法公开的典型。
 
“构成犯罪的,官员应当认罪;证据不足的或者有模糊的,通过律师辩护表达出去,效果会比官员自己辩解要好得多。”律师李法宝说,这是高官们的普遍诉求。
 
一些官员认罪的原因,普遍被认为是“怕死”。据律师们介绍,这种心理在涉案高官中也很普遍。2004年,多次翻供、抗拒侦查的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被判死刑,震慑力非常明显。
 
这一点可以从刘志军宣判后的态度中得到印证。钱列阳和王兆峰都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那一天刘的心情非常放松。
 
据王兆峰介绍,刘志军那天心情很好,还问监管的小伙子是哪里人。对方告诉他河北辛集,还拍着人家肩膀说,高铁本来要修到你们辛集的。
 
4
诉讼权利:有时很规范,有时难保障
张青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因为会见不上,涉及高官的案子,侦查阶段他基本不接。
 
根据2013年起实施的新刑诉法,律师在侦查阶段有权会见当事人;例外的情况是,暴恐、黑社会和重大贿赂三类犯罪案件,侦查阶段律师的会见需要申请。
 
而律师们反映,实践中的情况是,大部分都是侦查基本结束的时候让见一次,这时马上就审查起诉了。
 
“我跟家属说,反正我们也见不到,等审查起诉时再来,那会儿随便见。”张青松说。
 
在王兆峰看来,法律虽然给了办案机关空间,可以批准,也可以不批准。但立法精神是明确的,不批准应该是例外。现在中央提出反腐常态化,更需要下面落实时体现法治精神。
 
大小“老虎”纷纷落马,也让更多律师有了办理高层级官员职务犯罪案件的机会。刘铁男案,是李法宝接到的第一个省部级官员案件。
 
这两年里,除了著名的张氏叔侄冤案,律师朱明勇还接了十个落马厅级官员的案子,对他来说已经算是很大的突破。在此之前,“一年接两个处级干部都难”。
 
5
舆论应对:沉默还是开口
为高官辩护,要准备好随时和舆论“斗争”。比如刘铁男案判决五个月后,又蹦出了24亿元的传闻。
 
李法宝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开庭前会见时,他就明确告诉刘铁男,从涉案金额和社会影响来说,预计不可能判有期徒刑。
 
“三千多万的金额加上在发改委这样实权部门工作,无期和死缓都是可能的。”李法宝说,律师的辩护策略和工作方式必须随之发生转变。“辩护的方向要根据社会影响和法律事实综合判断,尤其对社会影响要多加考虑。”
 
反腐高压态势下的舆论压力和社会影响,时常令律师们感到焦虑。担心程度有时甚至超过案情本身。特别是关注度高的官员落马后,各种涉案传言很快就会满天飞。和一般刑事案件相比,舆论更难倾向无罪推定。
 
这个时候律师要不要出来说?
 
李法宝的态度是低调,“首先要保护当事人的隐私,虽然对律师来说可以成名,但是律师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对自己的委托人的伤口上捅一刀。”
 
刚刚当上北京市律协会长的高子程,是圈内最有名的“高官案件专业户”,他辩护过的官员个个很有名:建行原董事长张恩照、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、最高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……还有陈良宇。
 
张青松认为,除了这些年业绩的积累外,高子程深受涉案高官青睐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:“嘴严,从来不说”。
 
一位与高子程打过交道的记者介绍,黄松有案开庭前一天的下午,他还在一次会议上遇到了高,问他什么时候开庭,得到的回答是,“不知道啊,估计还要一段时间吧。”
 
当天晚上,当他从其他渠道得知开庭的消息时,高子程早已从会议提前离开,到了庭审所在地河北廊坊。“他从来都是这样,讲话虚虚实实的,但对自己的当事人都非常好。”
 
根据许兰亭总结的经验,绝大多数官员和家属们都不希望律师向媒体透露太多,“那些喜欢宣传的律师,家属可能直接就不会考虑。”
 
在以往,落马官员很少选择不那么“低调”的律师,就是不想太张扬。
 
不过,有的官员需要——主要是一些“小老虎”。
 
南昌大学原校长周文斌案的庭审前后持续二十多天,律师朱明勇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在微博“直播”当天的庭审情况。“周文斌说,宁可被重判,也不愿承认他没干过的事。”朱明勇说,这是当事人自己的要求。
 
舆论对于律师同样是双刃剑,为“虎”辩护,既会提高他们的知名度,也可能带来负面的评价。过去,不少律师就曾背负“替贪官说话”的骂名。
 
但总体而言,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理性看待涉案官员和律师的作用。
 
“人们逐步开始认识到,律师是为法律体系中的有罪嫌疑人辩护,不是为了道德体系中的坏人辩护。不要把道德‘法庭’和刑事法庭混为一体。”曾因代理刘志军案被骂得狗血淋头的律师钱列阳说。
 
即便如此,一些律师也在考虑或者已经转型,不再接高官的案子。
 
“在中国做刑辩,有时候太有名了不一定是件好事,有可能会火死。我现在更想向幕后转型,接一些不敏感的、大的经济犯罪。”一位曾为高官辩护的律师说。但他又补充了一句,如果是级别很高的官员大案,“那当然不给钱也做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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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-05-11 来源:未知 点击次数: